姬周族在陇东的活动

一、 周族的起源

《史记·周本纪》关于周人始祖弃的出生，有一段故事性很强的描述：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是周民族的始生神话，其父系氏族社会最早可追溯到弃。文献中还有姜原“祈子”之说，被视为周族最重要的史诗之一的《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即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朱熹《诗集传》解此曰：“弗之言祓也。祓无子，求有子也。”该诗接言，姜原踩了上帝的大脚印，与神灵感应，实现了生子的愿望：“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下面的内容，就如《周本纪》所述，姜原把新生儿“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冰”，弃来弃去弃不掉，只好把他养育下来。

人们难免要困惑，求子而得子，神应人意，为什么却要“弃”掉呢？这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部族中曾流行过的“荡胸制”遗风。①所谓“荡胸制”，就是要杀掉或抛弃第一个孩子，因为丈夫怀疑他不是自己的骨肉。这种习俗是父权制形成期，即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的产物，那时财产继承问题开始具有新的意义，男子们都“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的后裔”②，“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③在对偶婚时代，女子婚前不存在道德的约束；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后，自由性生活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遏止。为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正，人们便对第一个孩子采用了残忍的处理方式。但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巩固，这种野蛮习俗必将改变。改变须有个过程，由杀死演变为抛弃，由真正的抛弃演变为象征性的抛弃，后来便只是做样子而已。关于姜原弃子的传说，反映的正是这种象征性的首子抛弃习俗。这说明荡胸制已被社会淘汰，父权制已经确立。

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在群体记忆中，却只能断限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个具体的时代，又总是同某个英雄人物相关联。古文献中周族历史从弃开始，自弃时方“别姓姬氏”，只表明在周人的群体记忆中世系上溯到弃，而并不必然意味着弃之前不存在父系。事实上，抛杀首子的习俗本身已显示了父权的强大；何况弃的时代此种习俗早已被社会扬弃，只不过还留有一点象征性痕迹而已。所以我们说，弃的时代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父权制已成熟到有世系可寻的程度。

《周本纪》说弃母姜原为“有邰氏女”，说舜“封弃于邰”；《生民》诗也说弃“即有邰家室”。《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以弃为始祖的姬周兴起于邰地。邰，古文也写作“斄”，其地望明确。《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又引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古邰地即今陕西武功一带，这个“炎帝之后”的姜嫄国，就是姜姓国。姜姓部族属羌族集团，是羌族集团中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同中原文化融合最早的一支。姜姓部族同姬周部族，一为炎帝之后，一为黄帝之后，从传说中炎、黄二族同出一源的角度考察，它们应当是由同一氏族分衍而成的两个胞族。所以，它们活动地域相邻相交，结成了牢固而悠久的两合婚姻联盟，并保持着世代亲密和睦的关系。

《周本纪》言，弃为儿时即已“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弃成为我国部落联盟时代第一任农官——后稷，对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勋业和姜姓部族早已奠定的农业基础是分不开的。姜姓部族的早期首领炎帝，在传说中成为发明农耕的神农氏，这无疑是一个擅长农业的部族。

应当指出，关于周族的起源，学术界的认识至今仍不一致。20世纪30年代初，钱穆先生即提出周人缘起于今山西省之说：“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①20世纪70年代，邹衡先生进一步发展钱说，主张先周文化是由东面的姬周文化（源于晋、陕间的光社文化）和西面的姜炎文化（源于甘肃的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二者融合而成。②王玉哲先生近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也采此说。但这种见解受到当代文化考古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山西境内目前还不曾发现先周文化的踪影；另一方面，关中西部先周文化的脉络在考古领域已渐趋清晰。事实证明，先周文化是以武功郑家坡文化为代表的土着文化，源于深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其后来的发展，则和西周文化保持了无间断的连接。客省庄二期文化也即陕西龙山文化，处于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间，这也正是传说中周之始祖弃活动的时代。

1989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对漆水下游的先周遗址作过一次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郑家坡遗址在武功一带的存在，不是孤立的特殊现象，而是遍布于漆水下游。……这使我们对周人早期在这一带活动的区域有所了解，也印证了文献中邰地在武功和周族最初居于漆水的记载”①。周族早期活动地域，正是郑家坡文化的密集区。此外，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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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注意到，先周文化同甘肃东部的考古文化，也存在某种不可忽视的联系。先周文化的前身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而甘肃境内兴起的齐家文化，又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关系密切。在《史记》的上古史体系中，周族姬姓，被纳入黄帝的族统；姜原履巨人迹而孕弃的传说，又同华胥“履大人迹”而孕伏羲的传说如出一辙。在介绍甘肃远古传说时我们曾指出，伏羲和黄帝的部族，是甘肃东部新石器时代主流文化的创造者。伏羲部族可能就是大地湾文化的主人，黄帝部族可能就是齐家文化的主人。姬周族有和伏羲族完全相同的始生神话，有与黄帝一脉相承的姬姓，有同姜炎部族的两合婚姻联盟传统，先周文化又和齐家文化存在考古文化源流上的“血缘”关系，这种种因素肯定具有内在脉络贯通的契机。所以，如果说先周文化初始期包含域外文化因素的话，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甘肃境内而不是山西境内的史前文化。

二、不窋自窜戎狄之间及其世系的缺失

在漆水流域活动的那段时间，是姬周族早期发展的黄金时代，大致处于五帝后期到夏代中期。周族首领曾长期担任部落联盟及夏王朝的农官后稷。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据《史记·周本纪》载，弃之子为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这段史事又见《国语·周语上》，祭公穆父言：“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二书均谓不窋失官于夏之“衰”时，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衰”字。

如果把夏之衰理解为夏朝末年即夏桀时，在世系上是绝对讲不通的：弃在尧时即已受封，其子不窋怎么能跨越夏代而与桀同时呢！所以，韦昭注《周语》这段文字云：“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夏书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但太康失国不过是夏初的一次动乱，不能看作是夏代的衰落；何况，即使夏衰指太康失国，时间上也还存在问题。弃至不窋只一代，尧至太康至少在三代以上，难以对应。不仅如此，从《周本纪》所言先周族的全部世系考察，存在更大的问题。且不说尧、舜，即从禹算起，自禹至桀共历14世17君，商汤至纣又历17世31君，合计为31世48君。而经历夏、商两个王朝的先周族，却只有自弃至文王的15君。事实上这当然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杨宽先生否定了《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的说法，主张弃为商代的后稷。①

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即司马迁说弃为虞、夏时的后稷并没错，错在说不窋为弃之子；换句话说，由弃到不窋可能时隔若干世代。《周本纪》云弃至公刘只有4世，而在《刘敬传》中却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由弃至公刘又成了10余世。《史记》的自相矛盾，表明司马迁所据史料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误说可能缘自“后稷”的称号上。古文献中“后稷”一词有时泛指上古农官，有时又具体指周之始祖弃，这便容易导致世次上的混乱。前引《国语·周语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应当是可信的，弃以后的姬周首领世代担任夏王朝的后稷。《周本纪》谓“后稷卒，子不窋立”的后稷，可以理解为不是指弃，而是指若干世代之后周族任后稷的一位首领。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前，周先祖父子相承的世系并没有完整地记载下来，中间有断层缺失是完全可能的。弃、不窋、公刘等人，只是在部族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杰出首领，他们代表了周族早期发展的漫长历史，但却不能依据他们建立起祖、父、子、孙继接的严格血统链条。公刘以前的先周世系，只具氏族世系的性质，不能以日后家谱式的宗法世系视之。

那么，《周语》和《周本纪》所言不窋失官的“夏之衰”究竟是何时？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弃与不窋，远孙断其非父子矣。夏之衰亦不当是太康，盖谓孔甲时也。《史记·夏本纪》：‘帝孔甲立，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亦言：‘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刘敬言：‘公刘避桀。’公刘是不窋之孙，桀是孔甲曾孙，时代正合。”①汪氏之说可从。弃为夏初人，不窋与孔甲同时，弃与不窋中隔300年左右，至少有10余世的历史失落。正因为先周史至不窋才有较明确的史事可循，故在周人的祭统中认不窋为始祖。《左传》文公二年曰：“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在周代祭祖传统中的地位，相当于夏之鲧和商之契。

孔甲时代，夏、周关系趋于紧张，周族首领不窋被排挤出王朝领导集团，其族众也难继续在渭北平原立足，而被迫迁至“戎狄之间”。史籍述此事形诸“奔”、“窜”一类字眼，反映了当时情势之紧迫，周族确系受到攻逼而转移的。周族居住的漆水、岐山一带，西部为姜炎部族的活动领域，南为绵延而陡峭的秦岭，受到东面夏势力的挤压，只有北迁一途。

所谓“戎狄之间”，即今甘肃庆阳一带。清乾隆《庆阳府志·建制》：“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春秋时为义渠戎国，始皇灭义渠，析其地为北地郡，前汉因之，后汉末郡县皆废。”《胜景》谓：庆阳府有“周祖遗踪，即府城东山周祖不窋所居也”。《陵墓》谓“不窋墓，在府东三里许巘畔，碑版刓缺，止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殿宇基址犹存”；《古迹》谓“不窋城，《括地志》：在弘化县南三里。《元和志》：在州治东南三里，即今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所言《括地志》文，见《史记·周本纪》正义所引。所言《元和志》（即《元和郡县图志》）文，见该书卷3“庆州”目下。《通典·州郡》也载：“庆州，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时义渠戎之地，秦灭之，始皇以属北地郡。”唐代的弘化县，即今庆阳县。今庆阳县城北关，有一片狭长台地，相传为不窋的“皇城”，周代在此筑有行宫，供周王祭祀先祖时居住。县城附近还有许多关于不窋传说的遗迹，城郊东山上的“周祖遗陵”，旧称庆阳“八景”之一。①庆阳地处泾水上游主要支流马莲河流域，夏时那一带正是牧猎部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即史言“戎狄之间”者。

三、公刘迁豳

《国语·周语上》说不窋北迁后的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篡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世戴德，不忝前人。”他们在陇东高原北部地区站稳脚跟，妥善处理与戎狄诸部的关系，不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

过了约半个世纪，历史终于给周族提供了机会。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桀的残暴统治，导致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以殷商为首的东方部族联盟发动了反夏斗争，中原地区各主要方国部族也都卷入其中。最终夏桀败亡。此时，周部族首领公刘，意识到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利用夏王朝覆亡前对周边部族完全失去控制能力的局面，决定开拓周族地域，向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南部塬区即豳地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述此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这里司马迁显然把不窋史事和公刘史事误混为一。其实，依《周本纪》的先周世系，公刘是不窋之孙。不窋是因受夏势力的挤压而被迫北迁，公刘则是趁夏之衰而主动南扩，为向周原故土回归铺平道路。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诗·大雅·公刘》对迁豳这一先周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过生动的描述。该诗《毛传》云：“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史记·刘敬列传》也说“公刘避桀居豳”。避难之说是不可信的，当时形势是东方部族联合反夏，对陇东高原北部构不成威胁；而且，公刘迁豳是由北向南转移，更加靠近关中，“避”字无从说起；从《公刘》诗的内容看，全篇语调高扬，情感振奋，渲染了迁徙中族众的威武、公刘的英睿，以及营造居邑的壮观场面，看不出丝毫“避难”的迹象。应当说，“避”字改为“乘”字更合实情。

《毛传》说公刘“平西戎”则合乎事实，因为陇东地区当时是戎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诗言公刘的族众“弓矢斯张，干戈戚扬”，表明这是一次武装占领，周人是从戎族手中夺取这片土地的。至于《毛传》所言从公刘而迁的“十有八国”，应看作周部族联合体中所包含的许多小部落。它们对公刘的追随和拥戴，反映了此时周族的振兴。《周本纪》中有“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一语，有人据此认为豳国建于庆节时。这未免太拘泥于字面。那时的方国，只是一些已进入文明时期的政治实体，拥有围绕一个中心城邑的相对广阔的地域，部族成员以村社形式（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过着定居生活。这种方国是自然形成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不需要举行某种仪式宣告成立。周族“国于豳”是从公刘时代开始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到其子庆节时才算是立了“国”。《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一语，是叙述公刘功业结束时的收尾辞，并非专对庆节而言。

周人到达豳地后，经过周密的勘察和选择，兴建了中心居邑 “京”，也称“京师”，《公刘》诗中称京邑所在的那片平原为“京师之野”。京邑一旦确定，耕地的规划便有了凭依，故诗言“于京斯依”。公刘在豳地所建城邑已具国都性质，而其部下对他也是“君之宗之”，表现出绝对的服从。诗中公刘的族体不仅是武装起来的，而且“其军三单”，已有了严格的编制，表明公刘时代周族社会已超越军事民主制，进到文明初期。古文献述弃之史事不言国，述不窋史事不言国，述公刘史事则言国，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先周世系中，公刘是第一个称“公”的，“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①所以，司马迁在《周本纪》中给予公刘极高的评价：“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此后，豳地就是周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域，一直到文王的祖父太王时代。

关于豳的地望，古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认识。主张周族发源于晋地的学者，认为豳即邠，也即汾，就是今山西的汾水流域。我们不采此说，理由已在上文中言明。《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汉代的漆县属右扶风，位处今陕西彬县境，靠近旬邑，故《汉书·地理志》右扶风 “栒邑（即旬邑）”，本注曰：“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几乎已成定论；而另一种记载则很少有人注意。同是一部《括地志》，《史记·匈奴列传》述义渠史事时，《正义》引其文曰：“宁州、庆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刘邑城，周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②《元和郡县图志》“宁州”目下也说：“《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戎国。”《文献通考·舆地八》也持豳地在宁州说，并详述其沿革：“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汉为北地、上郡二郡地，后汉属北地、安定二郡地。后魏献文帝置华州，孝文改为班州，后改为邠州，又改为豳州。西魏改为宁州，立嘉名也。”这个宁州，即今甘肃陇东董志塬及宁县一带。北魏政府虽一再更换州名，但班、邠、豳古代读音相同，表明该地名称由来即具此音。西魏改称宁州，不过是图个吉祥而已。显然，甘肃境内的宁州就是古豳。由于这是公刘新迁之地，故前引《庆阳府志》说公刘未迁之前周族生活区域，即不窋所居的今庆城县境，号称“北豳”。

甘肃宁县同陕西旬邑接壤，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豳国在其全盛期横跨今马莲河与泾河交汇处的甘、陕两省相邻地域，包括宁县、正宁、旬邑、长武、彬县等地。董志塬、宁县一带，应是早期的豳地；后来周人继续向南发展到旬邑、长武、彬县一带，那应是晚期的豳地。在泾河入长武境界处有地名“前邠”，这正同庆阳古称“北豳”相呼应。《汉书·地理志》把豳地定位在旬邑，也是有道理的，但那并非公刘初迁之地。

公刘建都邑于豳地称“京”，《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诗·鄘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毛传》：“京，高丘也。”从甲骨文、金文“京”字形体看，其本义当指高地上的建筑。豳地之京又称作“京师”，“师”字原义为防卫性建筑，也含屯聚之义，可视为军事据点。豳邑称京师，表明已有防卫构建。

周人以京为都邑，故商时也称周为“京”，卜辞中有多条曾言及“京”，而且还往往同犬戎的活动相联系，显示出京地与犬戎地邻接。已有学者指出，殷墟出土的牛肋骨《小臣墙刻辞》中，受盔胄之赐的京人即周人。①《诗·大雅·大明》歌咏周族首领王季之妇大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是时周人早已离开了豳地，但仍周、京并称。豳地京师在西周记事金文中也曾言及，乃猃狁入侵王畿，周军进行反击时争夺的战略要地。如《克镈钟铭》云：“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从泾河的地理形势看，沿泾河东岸朝西北偏西，正是王畿通往猃狁活跃地区即今甘肃东北部及宁夏南部的主要途径。周王命令克巡视泾东而抵京师，则京师地望恰在我们所论述的古豳国域内。又如《多友鼎铭》云：“猃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谴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进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笋，衣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桼，多友有折首执讯……”这次战役转战涉及许多地区，但总体范围不出今陕、甘两省交界地区的泾河流域，其争夺的关键城邑即为京师。铭文内容更加深了我们对京师地望的认识。

    民俗学方面的资料也给我们以启发。今宁县县城西郊的庙嘴坪，俗称“公刘邑”或“公刘坪”，传说即当年公刘营邑之处，坪东北有一高约40米的大丘，俗名“太子冢”。这应视为公刘部族曾活动于那一带的历史影迹。位于董志塬中心的庆阳市东郊刘家店，有公刘殿遗址（群众俗称“老公殿”），传说公刘曾邑居于此。旧历三月十八，被奉为公刘的诞生日。每年这一天，远近群众云集，以公刘殿为中心，形成盛大的纪念公刘的庙会。关于公刘殿的民间活动及传说，伴随着一个令人深思的罕见现象：每年旧历三月十八日，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民众都要推出代表，组成颇有声势的仪仗队，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到董志塬公刘殿这块圣地朝拜。这同附会历史，硬拉古代名人以荣耀桑梓的常见风习迥然有别。我们对此只能这样解释：公刘事迹记忆留传中的真实因子，在社会新陈代谢特别缓慢的黄土高原上变异最小，故至今仍在影响着群众的心态。当年公刘从其祖不窋落脚的今庆城县境，南迁董志塬获得兴盛，后又扩展至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的事实，在世代相承的民间传说中，一直留存着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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