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秦国

一、嬴姓方国对王室的臣服

尽管嬴人亲商，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当周武王率领西部联军远赴牧野，直逼殷都时，位处周人背后的嬴姓方国，却没有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并未采取某种具体的反周行动。另一方面，不论正史典籍还是野志传闻，也不曾留下周人镇压、打击嬴姓方国的任何记载。不过，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推论，作为殷商的忠实属邦，嬴姓方国在西周初年处境一定很艰难。嬴人想必是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转向，很快便表示了对新王朝的臣服，并采取许多调整与周人关系的措施，以保住在陇右一隅的方国地位。对于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来说，还不可能直接控制西汉水上游地区，还需要借助嬴姓方国的力量，联络陇山以西的诸戎，稳定局势。所以，王室对嬴姓方国采取了怀柔政策，让它继续保持原来的方国状态，而成为西周王朝的属邦。此时陇右的嬴族，已完全听命于周，融入王朝的统治体制之中。

《史记·秦本纪》讲述过战国时期的一次外交活动，东周王室的太史儋出使秦国，对秦献公讲了这样一段话：“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此事司马迁在《周本纪》、《封禅书》以及《老子韩非列传》中多次复述，显示出对其意义的高度重视。《汉书·郊祀志》也袭用之。诸处文字略有出入，如“七十七”，有的作“十七”，有的作“七十”，这是由于古汉字“十”与“七”形近易混的缘故，据考应以“十七”为是。太史儋的这番话，只是对已知历史的概括，意在强调周、秦关系的特殊性，以达到让秦国成为东周王室屏护者的目的。他言周秦之始“合”，即指殷商灭亡后嬴姓国对西周王朝的投靠，从商的属邦变成了周的属邦。在他看来，这是周、秦关系的光辉起点，显示出西周初年王室与嬴族已融洽无间。

蜚廉虽死，其家族延续正常，其次子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孟增之孙造父，又“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周穆王）”。造父是个育马驾车的专家，穆王着名的 “八骏”就是他一手驯养出来的；他御车载穆王西巡，适逢徐偃王反叛，“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因立此大功，“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①。这便是战国时期赵国的缘起。恶来为蜚廉长子，其族为嬴姓国的正宗，一直生活在西汉水上游。周孝王时嬴姓国首领大骆，乃恶来之四世孙。

造父的封赵别氏，形成了与陇右嬴秦并行发展的另一族系，《史记·赵世家》对此有很精炼的概述：“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赵氏族人当时深受周王室的宠爱，而陇右恶来一族嬴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②。表示他们和造父同祖同宗，是一家人。这显然是向周王室靠拢的表现，反映了陇右嬴姓族争取生存的心态。恶来的后裔们“蒙”造父一族而随之为赵氏，此举既为当时的宗法制度所允许，在事实上又被族众所接受。即使后来周王室封非子于秦，宣布“使复续嬴氏祀”，即恢复原嬴姓母族的正宗祭统，而其族众仍习惯于以赵为氏。再后来的春秋时期，又正是我国姓与氏的区别渐趋泯灭，众多氏名被习化为新姓的时代，故陇右这支嬴人的赵姓便永久地确定下来，以至于许多古籍直接把嬴秦称之为赵，把秦始皇称之为赵政。

商末周初陇右的嬴姓族，看来是和平地完成了宗主国的转换，由臣服于商改而臣服于周。这既是嬴人顺应时势求生存的结果，也显示了西周王朝稳定西方局势、培植可靠盟邦的战略方针。因为，嬴人是秉承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部族，具有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与姬周族同属一个文化圈。嬴姓方国虽然曾是殷商的忠实盟邦，但因地处陇右的西汉水上游，同周方国并未发生直接冲突；相反，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嬴秦早期文化十分接近先周文化，嬴人是周人的学习者和追随者。此外，嬴族从夏初便一直生活在陇山以西，长期同西戎诸部交往、接触，不仅熟悉戎族情况，而且建立并保持着一定联系，被王室视为笼络、沟通西戎的纽带，必要时还可成为对付西戎的辅助力量。以上种种因素，是嬴姓方国纳入西周王朝统属体系的基础。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基础是可靠的，姬周与嬴秦的关系日趋亲密和牢固。

二、非子受封于秦地

前文已言及，嬴姓国中心地区西汉水上游，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经过世代的辛勤开发，嬴人在这一带发展起了繁盛的农业和畜牧业，尤其是对马的饲养培育，可谓冠绝一方。西起大堡子山东到小天水镇的这一带川原及山坡谷地，不仅水源充足，物产富饶，且多处分布着优质牧场。今盐官镇即汉晋时期着名的卤城，盛产井盐。朱绣梓所撰《西和县志》云：“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存在盐井、盐池的地方，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大家畜可从水草中不断补充必需的盐分。那时盐官附近盐池分布较广，水位较高，经常溢出井、池，形成许多卤水积滩，便于大家畜的吸饮。因此，自古这一地区畜牧业发达，盐官镇一直是西北着名的骡马集散地，遗风至今犹存。

嬴人的畜马业发展到西周中期，已达到引人注目的高度。周孝王时代嬴姓国的首领名大骆。白马黑鬃谓之骆，古代部族首领的名字常与其事业或特长有关，大骆可能即因其族善于养马、驯马而得名。故西垂地区南通汉中与巴蜀的建安河谷（今俗称西和峡），古称“骆谷”。大骆有个庶子（非正夫人所生，通常情况下不能继君位）名非子，《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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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代，马匹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车不仅是人们日常代步、运输的工具，更是构成军事实力的基本要素。在上古语言里，马字与武字音义皆通，《说文》释马字曰：“怒也，武也。”是时战车为军队之主体，战车的数量和质量，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一辆战车即需4匹良马，故《后汉书·马援列传》云：“马者，甲兵之本。”虞喜《志林》云：“马，兵之首也。”马与车又是贵族显示身份、炫耀其权势地位的重要标志。贵族们不论爵位高低，出门总是离不开车马的，爵级越高，随从马车越多越豪华。甚至他们死后，都要在墓地殉葬数量不等的马车，以供在另一个世界里使用。因此，社会对马匹有极大的需求量，繁殖、培育马匹，是重要性仅次于农耕的一项生产活动。西周王朝非常重视马的培育，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仲夏和季秋，周王都要举行“颁马政”的隆重仪式。中央政府专设管理马匹的机构，还经常从民间大量购置马匹，一些产马地区的氏邦部族还不断向王室贡献马匹。尽管如此，由于西周中期以后对戎狄战争的频繁，马匹损失情况相当严重。《太平御览》卷84引古本《史记》云，周孝王七年“冬，大雪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天灾更加重了马匹短缺的危机。解决马匹来源问题已成周王朝的当务之急，这便是孝王“召使”非子“主马”的社会背景。

非子为王室牧马的“汧渭之间”，即今陕西宝鸡汧水与渭水的夹角地带，这里也是一片水草充足、适宜放牧的区域。非子干得相当出色，“马大蕃息”，他也因此深受王室器重。为了奖励非子的勋劳，周孝王打算让非子取代大骆嫡子成的世子地位，接大骆的班。但此意遭到王室权臣申侯的坚决反对。因为大骆的嫡妻就是申侯之女，大骆的嫡子成是申侯的外孙，所以申侯反对。申国与姬周关系密切，申侯的作用对王室来说举足轻重，孝王不得不考虑申侯的意见。《秦本纪》记录了申侯劝阻孝王的一段话：“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这段话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它既表明了申国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重要地位，也透露了嬴族在西戎中的影响，印证了我们上文所论周王朝扶植嬴姓国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申国即西申，位处今天水、甘谷以西地区。这是个姜姓的古老方国，在西部戎狄中颇具影响力，又是姬周传统的联姻盟邦。嬴、申两国相邻，从申侯的话中可知，两国很早即已建立了亲密关系，至大骆时又通过联姻使关系进一步加强。“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极简要地概述了当时陇山以西部族关系的基本格局，而这正显示出西周王朝着力经营甘肃东部地区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成功。申侯的话之所以被周孝王接受，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孝王遂改变初衷，决定以另一种方式褒奖非子：“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适）者，以和西戎。”①“庸”即“墉”，指城墙，“附庸”本义是靠近城邑的田地，后来演化为西周贵族分封制的专用词语，指王畿或诸侯国内领有一小块土地的政治实体，它依附于王室或公室，身份低于封邑之大夫。《礼记·王制》：“不能五十里者，附于诸侯曰附庸。”郑注：“小城曰附庸，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非子此封不是附于诸侯，而是直接附于西周王室。孝王此举的意义在于使非子“别祖立宗”，从大骆一族中分衍出来，但却并不另立新氏，而是“复续嬴氏祀”。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承认非子具有嬴族的正宗地位。大骆一族周初即“蒙赵城，姓赵氏”，从嬴族中别出，早已不是嬴姓正宗了。现在西周王室让非子“复续嬴氏祀”，再度成为嬴姓正宗，恢复嬴族的祭统。所以，非子一族初封时实力虽然弱小，但在宗法上的地位却高于原大骆族。前引太史儋追述周、秦关系历史的那段话中，所言周、秦“合而别”的“别”，即指非子的被封。非子一族虽然依附于王室，但已是具宗主地位的“氏”，已成为嬴姓部族的主干。

非子受封之秦邑在何处？《汉书·地理志》说 “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后世学者大都从之不疑；延至当代，几乎所有的相关注释及论着，都把非子初封地定在今清水、张家川一带。其实这是以后来之秦替代初封之秦而导致的一个明显错误。非子繁育马匹之地是“汧渭之间”，在另一处司马迁又表述为“汧渭之会”，即汧水和渭水交汇处。非子封地应当就在那一带，因为他还要继续为王室“主马”，不会把他分到远离牧区的地方。何况他受封名义是“附庸”，而且是由周王“分土”而封，封地必在王畿之内，不可能远到陇上去。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秦本纪》对春秋初年秦国史事的一段记叙：“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嬴”就是非子，文公乃其六世孙。文公“东猎”到达了“汧渭之会”，在那里抚今追昔，想像当年先祖非子封于该地的情景，认为这是一块滋育嬴族发迹的福地，于是决定在那里卜居营邑，这便是文公自西垂迁都于汧的缘起。非子封邑就在汧渭之会，司马迁讲得明明白白，而且前后文相呼应，决无含混之处。

《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许慎以地名释秦，说该地因产禾而得此名。他所列举的籀文字形，秦字上部为双手持杵，下部为双禾；所谓“舂省”，是说该字本由“舂”与“禾”组成，但舂字的“臼”部被省略了。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所出青铜器铭，有多例未省臼的繁体秦字，双手、杵、臼、双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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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一下卜辞中最早出现的“秦”字文例可知，其初义为一种祭名。西周卜辞有“王酓秦”一片，青铜重器（）方鼎铭，记周公东征事，有文曰：“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酓秦酓。”酓即饮字，按古汉语名动互用习则，亦可表所饮之物。这“秦酓”或可饮之“秦”，必为一种特别酿制的、颇为名贵的酒，以至于饮用此酒时要专文加以记载。由此可知，商代卜辞中的秦祭，当指使用这种酒的祭仪。《说文》告诉我们秦字的另一义项“禾名”，实乃其本义。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秦子钟，铭文中“秦”字还有省臼而从三禾的写法。此非孤例，新近出版的《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收录的两件“秦政伯丧戈”，铭文中“秦”字亦从三禾①。这些实例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流行的另一种“秦”字文体，“禾”被高度突出，充分表露了此字本义是指一种粮食作物。用这种粮食酿造的酒，称之为秦；用秦酒的祭仪，也便有了秦名。非子所封之地，原本就名秦，大约是因为该地盛产秦这种禾。非子以嬴姓正宗的身份封于秦地后，秦之名便始终伴随着嬴族的发展历程，由邑名而族名，而国名，而朝代名，其禾之本义遂渐渐消失。

秦邑的地望，在“汧渭之会”附近；或再宽泛些，在“汧渭之间”。依《秦本纪》文公卜邑于汧地之说，文公所都之汧邑，可能就在非子故邑址上营建的，或在距非子故邑址不远处。这里要指出的是，非子一族在汧渭之间的秦地生活时间并不太长，便西迁到了陇上，即渭水上游的今清水、张家川一带。汧渭之间，即今宝鸡附近那片地域，是王畿的西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自商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便十分复杂。这里既属和姬周长期有亲密关系的姜姓部族势力范围，又是流动性很强的犬戎族不时出没的地带。考古发现证明，汧水流域还是古矢国之所在，而散、井等国又与矢国毗邻。总之，那是一片诸族争锋、弱势群体难以立足之地。非子一族从大骆母族中分出，实力尚弱。当西周王朝国势隆盛足以掌握大局时，作为附庸的嬴秦背靠大树，处境不难维持；在王室日趋衰落，威势消尽，乃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嬴秦便无法定居于斯地。

非子的后裔何时离开了关中西部的秦地，史籍无载。我们只知道非子的曾孙秦仲时代，这支嬴人已经生活在陇上了。许多文献都说陇上之“秦”为秦仲之封地，据此推测，秦仲任部族首领时迁陇的可能性最大，时间大约就在周厉王末年的那场动乱中。厉王昏愦好利，暴虐侈傲，重用聚敛佞臣荣夷公，盘剥民众，终于导致国人“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②。这场动乱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使王室一度失去了对边域部族的控制。秦仲大致与厉王同时，嬴秦可能就是在这种王室属国氏邦离心力陡增、局面极度混乱的情势下，决策西迁陇上的。遵循古代邑名随族体转移的通习，“秦”之名也便随之由汧渭之会转移到了陇上。由于嬴秦在陇上壮大了部族实力，扩大了影响，并且此后再也没有离弃这片地域，所以便形成了一种历史定位，使后人在观念上把嬴族的活动同陇上的秦邑紧密联系在一起。历时既久，嬴族曾一度在关中西部秦地生活过的史实遂被淡忘。

三、秦仲在陇上的发展

西周王朝的经济基础，是以贵族与庶民对立为阶级特征的村社结构；而其行政方式，则是以爵级封邑为保障的宗法贵族“内服制”，和以朝觐贡纳为联结形式的侯国属邦“外服制”。这种统治体系具有较强的离心力，是不可能长时期稳固维持的。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可以看作是西周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自此之后，西周王朝即进入衰落期。以公田和份地并存为特征的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已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庶民大众对公田劳作的日益厌倦，促使村社经济渐趋解体。而对边域方国部族的频繁征伐，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国力，影响了民生，也加剧了外服政治体制的没落。总之，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王朝覆灭的潜流，正在不断涌动。

西周王朝后期的日趋衰败，直接关联着嬴秦的命运。前文曾论及，周、秦同属农耕文化圈，密切姬、嬴关系，培植嬴秦实力，是王室经营甘肃东部地区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形势稳定时，嬴秦是联络陇右诸戎的和平纽带；形势恶化时，嬴秦又是钳制、对抗诸戎势力的军事盟佐。从嬴秦这一方面说，西周王朝是其宗主，王朝的没落意味着嬴秦面临失去立足之本的危境，必须调整自身的生存谋略。随着王朝颓势的日趋明显，关陇地区部族势力的格局必然发生剧烈变化，戎族尤其是犬戎的力量迅速增强，原有的敌、友关系重新组合。在险恶的部族冲突中，如何保存并发展族体实力，取得控制局面的主动权，是嬴秦须倾全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约在秦仲为首领的时代，嬴秦适应关陇地区形势的变化，离开汧渭之会，西迁陇上，谋求发展。陇上秦邑地望，也是个至今未获彻底解决的问题。《汉书·地理志》说在“陇西秦亭秦谷”，具体为何处后世颇多歧见，但大多数史志文籍说即清水县境。如《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路史》：“非子所封之秦亭，则在清水县东四十里，俗名亭乐山。”《巩昌府志》：“清水县，郡之东界，古秦仲所封地”，“亭乐山，在东三十里，有秦亭遗迹，即非子始封地，今为白沙铺。”《清水县志》（康熙年间修）言亭乐山：“邑东四十里，即古秦亭山。”“白沙镇，东三十里，即古秦亭。”《读史方舆纪要》（卷59）“秦州”目下清水县境：“清水故城，在县西。《括地志》：县本秦州，非子始封，汉置县于此，后皆因之。”《甘肃通志·舆地》言清水县之山：“亭乐山，在县东四十里。有秦亭遗迹，即非子始封处。”《秦州直隶州新志》言清水地域：“东四十里曰秦亭铺，疑即非子始封地。”《说文》“秦”字下段玉裁注：“今甘肃秦州清水县有故秦城，《汉书·地理志》之陇西秦亭秦谷也。”《古今图书集成》（卷558）：“亭乐山在（清水）县东三十里，有秦亭遗迹，即非子始封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秦亭”条下：“在甘肃清水县东北，即今白沙镇。”《辞海》（新版）对秦亭提供了二说：一为“在甘肃张家川”，一为“在甘肃清水县东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秦”字条下有目曰：“邑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而在“秦亭”条下却又说：“即秦邑。一作秦城。在今甘肃清水县东三十里。”

以上是自唐至当代有关史志及权威性工具书，对陇上秦邑地望的解说，它们似乎都认为非子的居邑后来名“秦亭”，位于今清水或张家川境内，有的还直接指明秦邑位置就在清水县东部的白沙镇。①白沙镇在牛头河上游，其东10余公里处至今有地名秦亭。但“亭”乃后世一种基层建制，级位很低，以“秦亭”为名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当年嬴秦的中心居邑。判断是否为西周晚期的秦邑，尚须考察其它的因素。

学者们十分注意《水经注·渭水》中关于清水的一段记载，它说清水“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地。秦之为号，自此始矣。”这里说的“清水”，指今清水县境的樊河；所说的“秦水”，指今张家川、清水县境由北向西南流的后川河。①据此，则秦仲居邑故地当在今后川河上游，即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而不在清水县东境的白沙镇附近。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业已指出：秦亭“在今清水县北，《清水县志》谓在县东三十里，即今白沙镇，非也。”加以白沙镇附近一直未发现时代较早的文化遗存，故当代许多学者都不相信白沙镇附近说，而倾向于相信《水经注》，认为“秦亭就在张家川县城附近”②。张家川县城南一带发现过许多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的器物，而且还发现了一个面积约250×150米的夯土遗址，夯土层下出土过秦建筑材料砖、瓦等，陇上秦邑有可能就在此处。③

陇上秦邑在今张家川城南东川河与北川河交汇地带即瓦泉村以南区域的推断，具有较大的合理性。1961年以前，张家川未设县时，一直属清水县地域，其方位在清水县城的东北，也正与许多文献所记秦邑在清水东北的说法相符。这一带是渭水支流水系十分密集的地区，遍布水源丰富的河谷川原，东依陇峰，南临渭滨，既是关中、陇东、陇南三地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又同嬴姓母族方国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遥相呼应，进退有据，易守难攻。秦仲一族利用陇上较好的地理环境，凭借陇峰之障护，暂时摆脱了关陇地区部族冲突的险恶漩涡，使族体获得了较稳定的发展。

在嬴秦早期发展史上，秦仲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对他的功业，古文献中有一致的记载。《国语·郑语》有郑桓公同王室史官史伯分析政治形势的一段对话，桓公问哪一支力量最具发展前途，史伯答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秦仲已被当时的政治家视为嬴姓之隽，与位望显赫的齐侯并誉之为“大”。当然，史伯说这话是在幽王八年，是时秦仲已死了将近50年，所言秦仲应指秦仲之族、之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仲离世已如此之久，但史伯称言嬴秦仍以秦仲名号指代之，足见人们对秦仲时代陇上嬴秦昌盛发展印象之深刻。故《诗·秦风谱》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这就是说从秦仲时起秦史才有了明确的纪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述秦事自秦仲始，原因即在于此。由于秦仲政绩突出，声望日隆，周宣王即位后将秦仲的爵位由附庸晋升为“大夫”。

然而，在西周王朝日益衰落的大趋势下，嬴秦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关陇诸戎纷纷反叛王室的浪潮中，地处王畿之外又是王朝忠实属邦的嬴秦，必然首当其冲。就在秦仲一族经营陇上的时候，其母族也即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嬴姓国，却被戎族灭掉了。《史记·秦本纪》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古本《竹书纪年》述此事曰：“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之，不克。”“杀秦仲之族”一语，如非传抄笔误，则文意乃指秦仲之母族即居于犬丘的大骆一族，事实上秦仲一族并未被灭。西垂地区古老的嬴姓方国，就这样充当了西戎反王室的牺牲品；陇上之秦从此失却了母族的依托，成为陇山以西抵抗戎族的一支孤军。从另一方面说，西垂的嬴姓国被灭后，余族可能投奔到了陇上，从而充实、壮大了陇上之秦的力量，否则秦仲一族也不会发展得那么迅速。

大骆一族被灭时，陇上秦人是出兵救援未获成功，还是按兵不动以求自保，史籍无载。我们所知道的秦、戎交锋，已是宣王时代的事了。《秦本纪》称：“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但此时陇上之秦的实力尚难与戎族抗衡，结果是秦人遭到惨败，“西戎杀秦仲”。古本《竹书纪年》述此事曰：“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这样一来，延续于陇上的这支嬴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有幸的是，秦仲虽死，后继有人。他生了以庄公为首的五个儿子，承担起了挽救族、邦的重任。周宣王又是个铁了心要同西戎周旋到底的主子，在关键时刻给了嬴秦以巨大支持。他把庄公等弟兄五人召集起来，部署更大规模的对戎战争，“与兵七千人”，组成周、秦联军，与戎族决战。七千兵力在当时堪称大军，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军力投入。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传世器不其簋盖的铭文，即记述这次伐戎之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载庄公名其，而“不”字为表语气的无义助词。①这次军事行动的总统帅“伯氏”，有可能就是庄公的伯父也即秦仲的长兄。依周王室用人的惯例，关系亲密的属国国君之伯、叔父或兄长，常有在王室供职者，且多为王室重臣，此类事例甚多不须赘举。伯氏既是王室权贵，又是庄公兄弟们的长辈，让他统率这支周、秦联军，是最合理的人选。②从器铭内容看，战斗进行得相当艰苦，转战多处；但最后终于打败了戎族，周、秦重新控制了陇山以西的局势。

对于嬴秦来说，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不仅拯救族、邦于险境，且乘胜延展了国域。《秦本纪》载，胜利后周王室“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从此陇上秦地和大骆母族的西垂地区联成一片。庄公即位后随即把国都回移至西垂，即《秦本纪》所言，“庄公居其故西犬丘”，不仅在宗法祭统上，更在国家的政治影响上，全面取代了原嬴姓方国的地位。

四、 秦襄公继位与周室之乱

在西周王室的帮助下，嬴秦度过了族邦发展史上最沉重的一次危难，并乘机扩张了国势。但当时戎族的威胁并未彻底解除。秦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世父发誓要专力抗戎，把世子权位让给了其弟襄公。庄公在位时间长达44年，故可推知，襄公继位时（公元前778年）年龄至少已在中年以上，应当说社会经验已相当丰富，政治上业已成熟。在西周王朝覆灭趋势难以逆转的宏观背景下，嬴秦的命运也必然随之跌宕起伏。但由于嬴秦地处陇南一隅，远离当时戎族攻掠的焦点地区关中王畿，故尚能在周、戎冲突的夹缝中，谋求族邦生存发展的空间。时局的变化虽常带来危难，但也孕生着进取的机会。对于嬴秦这艘马力还欠足的航船来说，关键要看其掌舵人能否把握好方向，清醒认识自身的处境，采取正确的策略，在险涡骇浪中，引领族邦驶入一片充满希望的海域。

秦襄公（前778年至前765年在位）是一位既有魄力又有谋略的政治家。一方面，他所处时代的特性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他的胆识和性格，并把他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气质和决策，因顺应时代的要求而被融入决定社会进程的合力中，故能够发挥巨大影响。襄公即位之初，便面临一次严峻考验：都邑遭戎人围攻，长兄世父被俘，族邦再度处于危亡的边缘。但襄公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为西垂地区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襄公又果断地以军事行动介入了西周末年的那场动乱，由此开始了嬴秦历史的新里程。

幽王时代西周社会危机已到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幽王却浑然不觉，继续倒行逆使。他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又背弃宗法体制的基本原则，废掉申姓王后及太子宜臼，而以宠妾褒姒为后，并立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这一妄举终于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本纪》称：“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发动事变的这个申侯，就是西申国的首领，也即当年劝阻孝王不要废掉大骆嫡子成的那个申侯的后裔。西申同西周王朝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又与嬴秦联姻，在西戎诸部中有较大影响。被废掉的王后乃申侯之女，被废的太子宜臼即申侯之外孙。

与申侯联合行动的犬戎即玁狁，为西周后期对王室威胁最大的一支牧猎部族。西周初年，慑于新兴王朝的强大威势，犬戎族表示臣服，活动范围一度收缩在陇东偏西地区，并纳入西周王朝的“荒服”统属体系之内。但以牧猎经济为生存方式的犬戎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攻掠性，同以农耕经济为生存方式过着定居生活的周族和嬴族，一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据《国语·周语上》及《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记载，周穆王时代因犬戎“不贡”对其进行过征伐，虽然“获其五王”并“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自是荒服者不至”，周王朝同犬戎的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西周中期以后，周人与犬戎的冲突接连不断，尤其是在厉王和宣王时代，征伐或抗击犬戎的战事在文献记载中连篇累牍。①王室同犬戎的矛盾冲突，是西周后期关陇地区形势的主要特征。

导致西周王朝最终灭亡的申侯之乱，发生在秦襄公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771年）。在这个历史大转折的紧要关口，襄公作出了颇具战略眼光的决策：参与事变进程。《秦本纪》述此曰：“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事后诸侯拥戴原太子宜臼即王位，他便是周平王。王都东迁洛邑，襄公又以兵护送平王。事变中的阵线相当分明，古本《竹书记年》称“平王奔西申”，太子宜臼被废后投靠其母舅之国。《国语·郑语》载史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事态发展果如史伯所言。

申侯的行动因顺应时势而得到诸侯们的支持，因为幽王及虢石父所代表的王室已经是天怒人怨，用史伯的话说，已是“殆于必弊者也”。《秦本纪》也说幽王“数欺诸侯，诸侯叛之”。所以，申侯不仅敢于发动对王室的进攻，而且取得了胜利，还能成为善后的主要决策者。《周本纪》载，幽王败灭后，“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诸侯对申侯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秦襄公那时还不是诸侯，但与西申地域邻接，关系亲密，所以他比诸侯们更主动地参与了这一事变，旗帜鲜明地站在申侯一边，全力支持申侯外孙宜臼。襄公“救周”不是救幽王，他救的是宗法体制下王室的继位传统，维护的是王室与嬴秦的亲密关系。

事变中犬戎的问题比较复杂。史书明言，犬戎是申侯的盟军，在推翻幽王黑暗统治这一点上，犬戎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犬戎是姬周备受其害的世仇，其协助申侯攻周的目的在于掠夺。犬戎族正处于军事民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富于掠夺性，起初活跃在泾、洛以北，后来直逼泾、渭下游地区，经常侵扰王畿。《周本纪》说申、缯及犬戎杀幽王后“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这种掠夺行径以犬戎表现最突出。司马迁把西周覆灭的直接原因归之于犬戎。① 就此而言，秦襄公“救周”的行动，除了表示对申侯和平王的坚定支持外，肯定也包含遏制戎势、稳定局面的意义，故《封禅书》直接说“秦襄公攻戎救周”。事变初起，犬戎追随申侯而行动；乱势已成，申侯对犬戎是失控了的；此时襄公出头收拾残局，顺理成章。秦襄公及时抓住了决定嬴秦未来命运的历史机遇，在事变进程中为秦国争得了极有分量的发言权，为日后嬴秦的壮大培育了巨大的潜势。一个将以嬴秦唱主角的西北地区政治新舞台，已显雏形。